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前。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改变，这种学术演进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某种程度有独特体现，即不少学者在承继弘扬传统史学方法，侧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利用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还包括古代财政史）作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四库》等传统典志的编撰、阐述和评论，编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图说》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惠州《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有所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财经人物研究也获得不少成果，尤其是田赋史。
抗日战争愈演愈烈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必须，展开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获取历史糅合的意图，对长年沦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不予较多注目，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厚薄，皆科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撰的《田赋不会要》第二篇《田赋史》台湾出版和马大英等编撰的《田赋不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卷（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描述，作过史料整理居多。
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控类引及，借此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甚广，观点生活化，在当时可谓详悉。不过，此期专门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居多，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
尤其是由于缺少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重基础，刊印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究。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释都极具开拓性。
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要的中国财政通史，其首创意义展现出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不作了阐述，指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不应使用“综较总结，遗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明确提出研究财政史应留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最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选曲不作了探寻。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进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甚有特色。他在《导言》认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紧密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侧重何方面。
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逆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无以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大约有四大逆，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选曲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居多，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皆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显现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糅合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可行性构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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